以北魏皇室元氏家族为例虽然之后历经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对峙北齐北周取代东西魏等多次动乱和战祸，但是元氏家族依然子孙繁昌代有英贤。确实与陈子昂齐名的古文运动先驱者元结，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稹(什翼犍14世孙)，江西浯瀯元氏与乐安元氏始祖元子哲金末至蒙古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都是拓拔家族的后代。

　　这固然有的道理但本身其实反映出孝文帝改革的问题症结所在。

　　事实上比起文明太后冯氏设计和开拓变革路径相比，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些装饰性和表演性的细枝末节，他把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把原来中原和蜀地的士族和来自平城的鲜卑豪门捏合在一起，把行政官僚体制和爵位体系搞得更加精细，这些也许有很明显的重要性，但究其根本其实是不重要的——这不是又重要又不重要的模棱两可，而是说孝文帝的变法在面子上是激进的在里子上是敷衍的。

　　改革变法包括移风易俗然而其目的本身是为了富国强兵清明政治。一个或数个乃至十数个统治家族的所谓文明化，可能迅速使其获得了先进文明的滋养而变得清贵高大上，但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断除了本身的民族之根带来的后遗症其实是很可怕的。

　　当陕西鲜卑亲贵迅速清谈化腐朽化的时候，当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把元氏家族当作傀儡的时候，孝文帝改革的弊端其实已经呈现，而当鲜卑族作为一个民族湮灭在历史长河里的时候，很难说孝文帝做了一个惟一正确的选择——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没有鲜卑族的自我认同，所以也并不会有人骂他而已。